送别宋延光那个从“宋校长”到总工的东风开拓者|汽车记忆-上

2022年7月3日上午8时,东风公司原党委常委、副总经理、总工程师,神龙公司原副董事长宋延光的告别仪式在武汉玉笋山殡仪馆(武汉市蔡甸区玉贤镇)举行。东风公司有关负责人、部分老领导、职能部门及下属单位相关负责人,其生前工作过的单位领导、同事和亲朋好友等参加了告别仪式。

两天前,7月1日12时10分,他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逝世,享年81岁。从东风汽车人熟知的“宋校长”到总工程师,他走完了自己的一生。

得知其去世消息后,曾在东风公司工作过的老领导纷纷表达缅怀之情。国务院原副总理和章素贞夫妇,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苗圩,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陈清泰和楼叙真夫妇,中国贸促会原副会长马跃和胡绍梅夫妇,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徐平等敬献了花圈。

东风公司老领导也对宋延光的离开表示痛惜。“始终不敢相信他突然离世,直到接到正式通知……我们共事多年,他的儒雅谦和,他的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”高明祥说。

孙宏俊写道:“痛悉宋总离世,心情沉重。多少年的共事,毕生难忘。愿他一生走好!”而在叶惠成印象中,“宋总做事认真,心地善良,为人谦和”……

宋延光的童年颠沛流离。1941年,他出生在山东省烟台市黄县,3岁随父亲逃荒到哈尔滨,10岁时母亲去世,从小就体味生活的艰辛。

1960年,他参加高考,因中苏关系恶化而错失留苏预备生机遇,又因眼里视网膜上的小黑点而与飞行员失之交臂。当时他填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,却阴差阳错地被清华大学农业机械系录取。

1967年,宋延光随同校28人被分配到二汽(东风公司前身)。作为二汽技术队伍,他们先被派到一汽实习一年多,于1970年进山,从传动箱厂分动箱车间技术员干起。

在发动机厂技术科任职期间,宋延光被抽调出来筹建发动机厂高中分部。孩子们高中毕业后,1979年,他调任产品设计科。二汽技术中心成立后,1983年,宋延光调任技术中心产品设计实验室副主任。

1984年12月,宋延光调任二汽副总工程师。1985年6月,担任总工程师,进入以陈清泰为厂长、马跃为党委书记的二汽领导班子。按照分工,他负责小车,同时分管技术中心、科技口、开发口、规划投资口和外事口。期间,他为二汽建设,尤其是二汽七五科技发展规划做出重要贡献。

二汽为上轿车项目可谓殚精竭虑。从1986年9月向国务院呈送关于开展普通型轿车前期工作的报告,提出“争取七五后期立项,八五期间实施建设,九五期间出车”那个扣人心弦的日子算起,二汽一直在发展轿车道路上奔跑。期间“起个大早,赶了晚集”所滋生出的种种起落变故,宋延光都是重要见证者和亲历者之一。

1991年10月,宋延光担任东风公司第一家合资企业——神龙公司副董事长。1991年2月,担任东风公司总工程师,当年11月,担任东风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。1997年7月,担任东风公司总工程师兼规划发展部部长,主持制定东风公司科技发展规划。2000年8月,担任神龙公司副董事长,至2003年8月退休。

宋延光为人谦和,但极其低调,退休后几乎没有接受过外界采访。2017年初,我向他提出口述历史访谈申请,被婉拒。后几经沟通,他才应允。

我希望他能廓清外界对二汽轿车项目的一些疑惑:曾被寄予厚望的与福特汽车合资30万辆轻型车项目,最终为何被风吹雨打去?1987年时任大众汽车集团董事长的哈恩博士第一次访问一汽前,是否曾派代表找过二汽,并希望与之建立合作关系?二汽从1987年开始与法国雪铁龙公司接触,至1992年5月神龙公司成立,期间5年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曲折与磨难?

访谈分两次在武汉沌口长江大酒店里进行,时间分别是2017年4月8日和2017年6月30日。时年76岁的宋延光高而瘦,腰板挺直,要仰视才能和他对话。回忆往昔,他说,轿车这块是他投入精力最大,但也是最受伤的一个项目。“但是不管怎样,我们最后还是把这事做成了,为二汽开辟了新天地”。

我们最后一次联系是在今年5月12日,我发微信问他身体状态如何?他回复道,“年龄大了,难免这儿不舒服,那儿不舒服。谢谢关心。祝您一切安好。”未曾想,一个多月后,他就离开了我们。

在此,帮宁工作室特意刊发其口述访谈录完整版,部分访谈录收录于《东风》文集中(中国工人出版社,2017年9月出版),以此纪念,也以此向为中国汽车工业做出贡献的老一代汽车人告别。

1941年,我出生在山东省(烟台市)黄县,离龙口较近。按现在时髦词讲,父亲那辈人就是农民工进城。黄县属于农村,山东不是有逃荒的说法吗?逃荒就是往东北逃,还有往南韩和韩国逃。

我3岁随父亲到哈尔滨。印象中,父亲在工厂打工,做过水泥瓦工,当时我太小,没听他讲太多。母亲生了我们三兄弟,祖母生病时,母亲怀着孕回山东去照看她,在老家生孩子时去世。

我小学和中学都在哈尔滨念。当时生活困难,吃穿住都成问题。有时回想起来,只要不饿着,就感到满足。饿了吃什么?一个大饼子,就着咸菜吃,再喝点水就行了。

1960年参加高考,有个小插曲,也是后来听别人讲的。高中毕业时,本来有机会作为留苏预备生,将来到苏联留学,后来因中苏关系恶化而取消。

另一个机会是,为培养飞行员,空军部队到学校来招生。休检时,其他项我都过关了,临走前做复查,部队军官说,我眼里视网膜有个小黑点,像小米粒那么大。这样空军也没去成。

这两件事影响了我参加高考。学校告诉我,你报个大学志愿吧。我在哈尔滨六中上学,这是黑龙江省重点中学,离机场较近,平时经常能看到飞机起落升降。找资料一查,哈尔滨工业大学有航空工程系。我就跟老师说,想报这个系。他说,可以,你愿意报什么就报什么。

报完志愿后参加考试,其他同学都回家等通知,我也回到伊春等。很奇怪,好多同学都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,但我一直没接到。我跟父亲讲,可能没考上。

又等了一段时间,具体日子记不清了,反正比较晚才接到录取通知书,被清华大学农业机械系录取。我很奇怪,但不清楚怎么回事。

后来知道,为响应主席提出“农业的出路在于机械化”号召,1960年从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分出来,新成立农业机械系。这个系实际就我们这一届学生,后来系撤销,我们又回到动力机械系,但档案上仍为农业机械系。

▲1978年1月18日,(右四)与发动机厂学校教师座谈。图右三为宋延光

从我们这一届开始,清华大学改为6年学制。动力机械系和农业机械系在一栋教学楼里合署办公,从动力机械系调来李辑祥担任系主任,动力机械系主任是庄前鼎。1962年7月庄去世,李又兼任动力机械系主任。

动力机械系设有汽车、锅炉、燃气轮和热功率仪表四个专业。农业机械系就一个专业。算上调干班,共8个班。所谓调干班,就是参加工作后,再回到学校进行培养的干部和各岗位骨干。

再后来,清华大学又在动力系成立汽车拖拉机专业,课程是轮式拖拉机和履带拖拉机。跟汽车相比,前者速度低,其他如发动机和传感器系统都差不多。

清华大学改成6年制,是蒋南翔校长做出的决定,原因是要加强基础课教育和外语教育。我们第一外语是俄语,后经过统考,又开设第二外语英语。我俄语学得还不错,哈尔滨学俄语条件好,有很多俄国人在这里住,但后来都扔了,非常可惜。

体育也抓得很紧。一个体育代表队,一个文艺社团,同学们都集中住。我们一进校就参加劳动。大四后,我被抽调参加学生会工作,开始半脱产学习。一般来说,这要延长一年毕业。但我基本能跟着原班一起上课,没落下什么课程。

1965年做毕业设计,我到洛阳拖拉机厂实习了一段时间。回来后,被派下乡搞了半年“四清”,1966年回到学校。

毕业前学校征求我意见,愿不愿意留校读研究生?我拒绝了。那时候都想做事,国家培养这么多年,应该为国家做贡献,都是这种心态。但因为,清华大学延后一年毕业,因此,我们到1967年才毕业。

留校这一年做什么?搞教改。文革后,毕业班也分派,有人参加,有人不参加。但高班不像低班色彩那样浓,斗争那么狠。教改得自己找地方,对教育体制、课程设置和专业设置等进行评估,提出建议。

我们班部分同学自发组织到南苑拖拉机大修厂(现在的南苑机场)参加劳动,这是当年北京市市长彭真为支援农业而修建的修理厂。我们一边和工人师傅交流,一边研究课程设置。

二汽是三线建设,在十堰造军用越野车,用来拉人拉炮,产品称为25Y(两吨半越野车)、35Y(三吨半越野车)。去二汽政审很严,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都要符合要求。我是工人家庭出身,社会关系没什么问题。

报到的过程有些曲折。毕业分配后,我们留在学校等二汽接收,学校开始武斗。宿舍里住不下,还没离开的同学就拿着行李卷,集体搬到位于西大操场的大礼堂住。这样住确实不方便,十几天后,我们跟机械部汽车局打电话反映情况,请他们解决问题。汽车局也基本不上班,腾出部分办公室让我们住。

我们挺高兴,总算能离开这个漩涡了。办公室里住不下,又找了一个较大的房间,条件比学校稍强,中间用资料柜和隔帘一挡,男女同学各住一边。白天我们帮着做些劳动,剩下的时间自己安排学习。

老住在汽车局也不是办法。1968年上半年,上面通知我们去长春报到,当时二汽产品在一汽开发,二汽技术人员大都在一汽实习。到长春后,我们住单身宿舍,条件就更好些,起码有地方吃住,而且还有地方干活。

按照规定,毕业生必须要劳动一年。我先被安排到越野车传动箱厂(相当于变速箱厂)分动箱车间劳动,全名叫传动三箱组。半年后,被抽调去搞工业设计,工作地点不变。车间有办公室,有工艺设计,也有工装设计,我就和老工人一起组织设计。期间还参与了部分产品试制,主要是给越野车配套,后来基本可以独挡一面。

1970年,按照湖北省要求,二汽在长春的技术队伍全部转移到十堰。我们从长春坐火车到丹江口,然后坐船到邓湾,再坐大卡车到二汽。当时根本就没路,大卡车一开起来尘土飞扬,下车时满脸都是厚厚的灰尘。

条件非常艰苦。当地农民不会种菜,也不会养猪,我们偶尔分点猪肉吃。住的是芦席棚,半夜能听到狼叫,甚至有时狼还到车间里光顾。我们基本是集体行动,一起吃饭,一起劳动,一起住。

到二汽后立即投入建设,或者搞技术,或者参加劳动。这时陆续有人进山,二汽开始搞土建,挖地基、树柱子、盖厂房,用干打垒方式。

工厂里还没路,像个大工地,一下雨都是泥泞。北方人到南方最大的不习惯就是气候,北方干冷,南方湿冷,晚上被褥都是湿的。尤其是冬天,室内室外一样冷,有时室内甚至比室外还冷。

我被分到传动箱厂分动箱车间当技术员,也叫工艺员,配合土建施工搞工艺技术。比如这个车间的平面布置和设备如何摆:哪里需要压缩空气;哪里需要供水;机床在什么位置;房子怎么盖等。这是我的工作内容之一。

工作内容之二是参加产品试制。产品没有完全定型,还有些工装试制。设备到厂后进行安装调试,要打通生产线。工作一段时间后,二汽进行体制改革,传动箱厂被组合到发动机厂。

概括起来,现场主要围绕土建、产品试制、工装制造和设备安装展开。设备制造立足自力更生,当时没有外汇,不能到国外买,而且受国外封锁,买也买不到。就动员全国力量,采用“聚宝”方式支援二汽建设。

有些专为二汽设计的新技术和新设备,需要我们去机床厂进行工艺交底,参与设计方案讨论,比如要加工什么零件,有什么具体要求,这样设计行不行等。我们主要做配合,提要求,具体设计是机床厂。一些设备厂因此提升了技术,赢得发展机遇。

设备进厂后,开始安装调试,打通生产线投入生产。先小批量,后大量生产。两吨半越野车(25Y)有质量缺陷,有些是设计遗留问题,比如设计中某个阶段没做到位;有些是工艺设计遗留问题,比如用什么办法把它加工出来,方案中有不足之处。

设备本身也有问题。按照二汽建设指挥部要求,在设备质量还没完全稳定时就“带病进山”,造成设备不稳定,精度不够。

种种问题反映到产品上,两吨半越野车做出来就是“远看摇头摆尾,近看呲牙咧嘴,停下来漏油漏水”。打仗需要高质量产品,因此二汽花大力气搞产品攻关、工艺攻关、材料攻关和设备攻关。一直到1975年6月,两吨半越野车才最终定型。

对厂房建设出现的问题,土建返修时花了不少时间。后来我们就总结,不管欠多少帐,到最后都要还。做事就是这样,不能欠帐。所谓不欠帐,就是老老实实按照要求,按照标准,一步步做到位,做出合格产品来。

二汽倡导在现场解决问题:技术工作围绕正常生产展开,销售围绕售后服务展开,这些都叫现场。对刚参加工作的学生则提出“三结合”,就是现场、工人和实践相结合。

在车间,工人和技术员成天在一起,不分彼此,关系非常好。谁挣得多,谁挣得少,谁岗位不合适,没这些概念。有什么活就干什么,只要能为二汽建设贡献一份力量就很满足,就这种简单的朴素心理。

生活虽然艰苦,但人比较简单,也比较朴素,心情也很好,干活主动,没有人偷懒。有时候材料运到厂里,刚下完雨,场地都是泥泞,工厂大喇叭一喊:现在来了两辆车,要卸××材料,大家出来劳动。大伙儿都有说有笑出来干活。

我们开始住活动板房,比芦苇棚提升了一级。活动板房要从外边运进来,我记得七八月份的样子,有次出差回来,赶上下雨,也没行李卷,就一张床、一个凉席、一个枕头、一个蚊帐,再没其他东西。下雨天山里特别冷,冻得一晚上没睡着觉。

我们就想办法搭建房子住。到山里砍树,扛回来用作柱子,建筑材料由厂子提供,再买些芦席和油毡,基本都是就地取材。没有玻璃,就用包装箱板带的半透明塑料布挡一挡,稍微有点光亮就行。

做饭没柴火烧,怎么办?就把热处理用的砖抠成糟,出差时从外面买来电阻丝,做成土电炉子用。这么多人要生活,知道不安全,但也没办法。十堰地区因此多次着火,发动机厂也发生过两次火灾。其中有一次,因为家里有小孩要烤尿布,大人上班后,没人照管,结果尿布烧起来,那一片芦席棚全被烧了。

和工人师傅们一起劳动,确实能学到不少技能。发动箱有个轴承孔,精度很高,公差基本是1%~2%毫米。用万能设备弹钢机做出来,弹钢机是单头,一般修理用。二汽从济南请来3位老师傅,都是六七级工,技术水平很高,我们就跟着老师傅学,到后来也能单独干。

1977年,我从发动机厂技术科调任发动机小学校长。二汽一个厂一个沟,从东到西60华里,从北到南30华里,离得太远。为解决孩子上学问题,几乎每个专业厂都建有小学,总共有30多所小学。

发动机厂设有小学分部和初中分部,但没有高中分部,因为师资力量跟不上。学校老师基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二汽家属。发动机厂有20多个孩子,初中毕业后没高中上,老工人整天议论这事,反响较大。

这时是发动机厂党委书记,由他做决定,从厂里抽调9个大学生来开办高中班。他考虑事情比较周到,学校女同志多,就给我配了个女党支部书记,此外,我还教一门哲学课。

在学校干了两年,一直把这20多个学生带到毕业。他们考得还不错,其中一个学生考到天津大学,毕业后回东风公司工作。这批学员到现在大都50多岁,有时见到我还叫“宋校长”。

孩子们毕业后,我想自己不能总脱离技术岗位,于是去找领导:任务已完成,让我回去干吧。领导同意后,1979年,我调到产品设计科当负责人,下面有两三个人。

几年后,孟总(孟少农,时任二汽总工程师)提出要建三大中心:技术中心、教育中心和装备维修中心。孟总是二汽技术权威,非常重视教育,他也是二汽职工大学(后来的湖北汽车工程学院)创办人。

技术中心要招兵买马。1983年,我调到技术中心产品设计实验室,这是个处级单位。当时陈清泰也在,我们在清华大学时就认识,他在团委,我在学生会,都是半脱产,集中住宿。结果没过几天,他就调到二汽总厂当领导。

根据二汽组织架构,产品设计一个室,工艺材料一个室。我所在的设计实验室,包括发动机设计实验和整车设计实验,杜时可是负责人。我过去前,他们已开始设计柴油发动机,我到岗后,正在做台架实验,解决设计中的问题,即将进入定型阶段,算是赶上了个尾巴。

接着就搞新产品开发,主要是五吨越野车(EQ140)的改进。一年多后,我调任总师室当副总工程师,孟总年纪较大,退到二线。

又两三个月后,也就是1985年六七月份,我担任二汽总工程师,进入领导班子,陈清泰是厂长,马跃是党委书记。我本来应该2001年退休,但因为有些事情没处理完,到2003年才真正退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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